新京报：陪酒女身份会提高检方举证难度

 

　　李某某涉嫌轮奸，有人抛出了受害者是“陪酒女”的观点，引发热议；7月16日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发微博称：“替李天一的辩护律师说几句：无罪辩护是他的权利……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。”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杭州婚姻律师遭到网民排山倒海的斥责。

 

　　反对易教授的原因，主要有两个，一是公众对于涉及权贵之子的李某某案的司法公正，一直严重焦虑，易教授“强奸陪酒女危害小”的观点一出，人们认为这是在给李某某脱罪。其二，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，人们对于“公平”“平等”的议题越来越敏感，比如中国死亡赔偿里的“同命不同价”问题，而易教授却将强奸受害人分为：良家、陪酒女、三陪女、妓女等三六九等，有违平等原则。

 

　　易教授直接以“陪酒女”等身份，武断地认为她们被强奸危害就较小，这是不妥的。法律保护妇女的性自主权，不因身份而有差别。 

 

　　但是，陪酒女这个职业背后可能有着很多影响案件的因素，比如，陪酒女的职业本身比较“灰色”，如果受害者在案件中有不检点的地方，可能相应减轻加害方的责任。

 

　　回归李某某案，依《刑法》的规定，只要违背女性的意愿，动用暴力、胁迫等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，就是强奸，这与陪酒女的身份无关。哪怕陪酒女之前与强奸者有暧昧亲密行为，只要在最后关头说“不”，那一样构成强奸。但是提出“陪酒女”说，并非没有作用，比如李某某的辩护人可以进一步提出他们是要求“陪酒女”出台，是嫖娼而不是轮奸，那么这种辩护的意见将大大提高检方的举证难度：因为证明强奸，只需证明在女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；而以嫖娼抗辩，则要排除更多的可能性。

 

　　其次，陪酒女被强奸，所受伤害就会小一些吗？这可换成另一个问题：同一个伤害行为对不同的人造成的伤害，是否不同？中国第一起明确的精神赔偿案，是1999年上海女大学生被屈臣氏超市脱衣搜身案，一审的精神赔偿高达25万，理由之一就是受害者是女大学生，处于“敏感年龄”所以要赔得多。那么，大家认为同样的搜身行为对不同年龄、不同教育程度，杭州离婚律师乃至不同性别的人，会造成不同的伤害吗？

 

　　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；法律、法理无非世道人心，当人家普遍认为一种群体需要得到特别保护时，立法、司法判决就应充分考虑这种社会公认的价值，保护这种“不平等”。比如，大家公认同一伤害行为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更大，所以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护；女性很多时候也需要特殊保护，同样的超市搜身，社会一般公认对女性的伤害比男性更大，赔偿额也更高；但妙龄女性和更年期女性，是否需要有差别呢？同理，陪酒女和良家妇女真的“平等”吗？这不该由学者在书斋里认定，而是需要由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