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主避债外逃现象激增 苏州相城20老板下落不明

 

　　据统计，截至今年8月10日，相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群体性案件中，共有20家企业的企业主或高级管理人员下落不明(不含涉钢贸市场案件)，引发民商事以及执行案件586件，涉案金额超2亿元。

 

　　“由于实体经济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恢复尚需一定周期，预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，企业主弃企避债情况短期内仍不会有较大改观。”相城法院民二庭庭长王三男说，企业主一走了之，将企业责任推卸给政府，将商业风险转嫁给社会，将正常的民商事纠纷激化为社会矛盾，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全稳定。

 

　　外企逃逸具地区性撤离特征

 

　　586件案件中，纠纷类型包括民间借贷、买卖合同、劳动争议、金融借款、追偿权、房屋租赁合同六大类，法律关系复杂多样，其中，买卖合同类案件294件、劳动争议类案件206件、民间借贷类案件38件，分别占案件总数的50%、35%、6%。

 

　　“截至今年8月10日，全区弃企避债的企业数量、引发案件总数以及涉案金额均已超过去年全年。与去年不同的是，今年的暴发时间大为提前。”王三男介绍说，往年企业主弃企避债的纠纷，较为多见的是因年底无法清偿供货商货款及工人工资引发，暴发时间一般集中在10月以后。今年从4月开始便陆续有一些企业主开始弃企逃债。

 

　　在行业分布上，今年避债的企业仍是服装、纺织、家具、食品、五金件、电子配件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主流，但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新能源、设备制造等科技型企业也出现了企业主出逃情况；在企业规模上，涉案企业仍以小微企业为主，但也有一定规模的中型企业发生企业主逃逸情况，且影响范围较广。

 

　　20家企业中，外资企业有三家，共涉及案件184件，涉案金额超过6000万元，尽管涉案外资企业在全部涉案企业中占比不足20%，但涉及的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却分别达31.4%和40%。

 

　　“上述三家外资企业具有地区性撤离特征。他们在我国大陆多个地区均有关联公司，从苏州撤离之后，其关联公司在其他地区仍然继续经营。该类企业对政策优惠往往具有较高依赖性，当某地政策优惠空间缩小后，便从该地撤离，而去其他地区寻求新的政策优惠。”王三男说。

 

　　弃企避债纠纷多不可调和

 

　　在加强对企业主弃企避债引起的群体性纠纷司法应对的过程中，相城法院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与难点。据王三男介绍，首当其冲是审理调处难度大。

 

　　“一方面，由于被告不到庭应诉，法院只能凭借原告一方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，导致事实真相难以查清，尤其是民间借贷案件，是否已还款、还款比例以及利息支付情况等都难以核实。”王三男说。

 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个别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都存在通过关联企业起诉要求偿还借款，企图通过参与分配转移企业资产的嫌疑。目前已查实有4起相关诉讼，但因民事诉讼缺乏相应的侦查措施，只能简单地以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，而无法认定其为虚假诉讼而予以制裁。由于企业未经最终清算，是否存在其他转移资产的行为尚难判断。

 

　　据王三男介绍，调研发现，目前企业主弃企避债后，所涉企业仅有部分债务纠纷进入法院，其他债权人则处于观望状态。如世华家具公司实际经营人弃企避债后，目前仅有15起案件进入法院，但预计该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个人对外债务高达2亿元。一旦所有案件全部通过司法程序解决，法院收案数量将出现进一步“井喷”。

 

　　“再有就是资产处置难度大。多数涉案企业的经营场所系租赁，固定资产和设备等价值有限且拍卖变现困难，企业严重资不抵债。变现的剩余资产支付完诉讼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用后，债权人获偿的比例普遍较低。”王三男说，另外，部分企业虽占有诸如厂房及机器设备等资产，但厂房普遍无两证，土地属于当地村委会所有，且机器设备存在向第三人融资租赁的情况，故厂房及设备资产均难以查封、变卖。

 

　　此外，边控措施难度大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》第八条的规定，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，出入境管理机关有权不批准出境。司法实践中，人民法院依据规定的程序，需要案件当事人申请，逐级报批，启动边控措施往往需要较长时间，且企业主弃企避债的预兆法院难以掌握，故边控措施实施成功率较低。